1700万人如何用耳朵“看”电影：无障碍，路漫漫

与普通电影放映相比，针对视障人士的无障碍电影放映，不仅观众不同，而且多了一位解说员。图为2015年9月上海的一场无障碍电影放映。IC photo丨图

昏暗的放映厅里，一场特殊的观影正在进行。随着龙标在银幕上浮现，影厅里响起一个低沉的嗓音，它正缓缓将观众引入到电影的世界中。声音的主人山川坐在影厅的最前排，他身前摆放着一张简易的小桌，桌上放着一盏小台灯，光线正聚焦在他手里的本子上，那里密密麻麻都是字，宋体五号，多达60页。

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山川需要时刻关注电影画面的转换，在不影响人物对白的情况下，用话筒见缝插针地将电影里的场景、人物动作等信息描述出来——影厅里坐着的全都是视障人士。

这是山川发起的一场无障碍观影活动。无障碍电影指的是在不改变电影本来元素的基础上，在人物对白和声效间隙添加旁白、对影片的场景及情节等进行解说，或通过增配字幕、手语等方式让视障或听障人士能无障碍赏析的影视作品。其中，基于视障者的无障碍电影又被称为“口述影像”。

一般无障碍电影大致可分为已经制作完成的数字化形态作品，比如音像制品等，以及无障碍讲述人的现场解说两大类。前者需要讲述人事先录制好解说词，再对电影和解说词进行剪辑合成，使之成为原版电影的无障碍版本；后者则直接现场讲解。

目前，国内无障碍电影的推行方式多以公益性质展开，大多数公益机构或个人做的无障碍电影多采用现场解说模式。这很难覆盖障碍人群的需求——根据相关数据，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超过8500万人，其中有超过1700万名视障人士。现实中，很难在电影院看到这些障碍人群的踪影。

部分电影人已经关注到这一困境。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导演贾樟柯提出《关于发展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议案》，建议国家为无障碍电影立法、减少对于无障碍电影的版权限制、建设并完善无障碍电影技术标准、完善电影院的无障碍观影设施等，引发大众对残障群体观影权益的关注。

武慧敏是中国盲文图书馆的一名口述影像讲解员，2025年初曾和团队成员一起为春晚视障版无障碍转播反复打磨口述脚本，提供技术支持。在她看来，“无障碍不是专门的一个概念，其实是对所有人说的，包括我们。我们也可能在某种情景、某种时刻下，就有了障碍。我们的身份在某种情况下是流动的，”她说，“所以无障碍这个概念，其实针对于大家，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内，都可以平等地、方便地获取一些资源、享受一些资源。”

无障碍电影放映手册

2023年5月，成都一家商业院线为视障人士放映专场电影，专业播音员坐在观众席第三排最右边进行无障碍解说。IC photo丨图

中国盲文图书馆五楼的口述影像馆里，每周二上午，总会迎来一批视障人士。他们从各地赶来，在这个不被打扰的空间中，通过讲述人的描绘与自身想象力的编织，置身于电影的世界。

口述影像馆是中国盲文图书馆在2011年设立的，每周都会有专门的讲述人为视障人士口述电影，至今已是第十四年。武慧敏本身是学电影史研究的，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盲文图书馆工作，主要做口述影像相关的内容。

她记得，自己讲述的第一部电影是《嫌疑人X的献身》。这是她特意挑选的，自己读过原著，写解说脚本时可以有相应的文本参考，比较容易上手。她大概花了半个月时间准备，在之后将近两个小时的讲解中，她的注意力全程集中，见缝插针地将解说词加在合适的地方，不过依然出现偶尔卡壳、踩不准口述时间点的情况，没能真正“隐身”。

电影放映结束后，一位老先生过来，问她是否新来的，因为没听过她的声音。那位老先生说，他之前在家“看”过这部电影，但没“看”懂，电影演着演着就没有对白了，再听到声音时，故事好像就变了，剧情也连不上，而他那天终于“看”懂了。这对武慧敏来说，是个巨大的鼓励。

目前，武慧敏所在的口述影像团队有三位专职人员，她们每周轮流进行讲解。因为是在工作日，每场来的视障人士平均四十多人，年轻人相对少一点。为了让他们也能“听”到电影，武慧敏和同事也会将讲解的内容通过录音的方式制作出一个高清音频，上线到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库中。这些年，除了在口述影像馆内，武慧敏和同事也会去社区、盲校，或一些公共图书馆进行无障碍电影的讲解，至今她已讲解过四百多部影片。

凌云也曾参与过无障碍电影的解说。他是一名配音演员，曾为《钢铁侠》《复仇者联盟》等系列影片配过音。七年前，他曾和几个朋友共同发起无障碍电影解说项目。

他们当时讲解的几乎都是比较新的影片，大约院线刚下映，他们就已做好无障碍版本。不过，要获得版权方的许可并不容易。对方要确保版权安全，需要明确和限定片源的使用渠道、观影对象等细节。有了他们的授权，才可以进一步做出无障碍版本。凌云当时是通过中影集团的帮助，由他们去跟各个版权方协调，才获得授权，但即使这样，片源依旧有限。

项目最终还是走进了全国二三十所盲校、残校等，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联系当地广电系统的播音主持人，邀请他们合作，为残障人士讲解电影，凌云本人也参与了多场解说活动。

而不同于这些在盲校或者公共图书馆等场所举办的无障碍观影活动，有些活动的举办地点是在电影院里，这也是无障碍电影讲解人山川更想做的，他想让视障人士跟普通人一样，能在电影院中享受一部电影。

山川是一名电台主持人，2017年起开始为视障人士现场讲解电影。大学期间，山川曾在某家媒体实习，担任一档儿童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在那个时期，他有机会走进当地一所盲校，第一次接触到盲人群体。

那时候，在盲校上楼梯时，他和同事不小心影响到后面的盲童，撞到了对方，对方却反过来跟他们道歉，这让他觉得有点难受。他还注意到，自己在讲台上给盲童们讲故事时，最远处有一个小朋友，手里拿着一个复读机，高高举起来，在录他讲的故事，希望能回去反复播放。这个画面让他心生感触：原来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

后来，他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做无障碍电影，一下子就想起自己接触过的这些盲童们，决定在工作之余参与到为视障人士讲解电影的行列中来。

刚开始组织无障碍观影活动并非易事。对外宣称有团队的他，实际上是一个人在负责所有事务。经费有限，他只得四处发动人脉寻找爱心企业赞助，为观影活动包场。

可供选择的影院也并不多，首先需要确定在市中心，这样能方便视障人士寻找和抵达；影厅配备的除了播放电影本身的音响外，还需要有第二套音响用于现场解说——话筒的调节也需要跟电影音效有一个较为自然的衔接，这一点较少影院能满足。他最后找到了两家合适的影院，不过后来一家因经营不善倒闭，只剩一家能支持他的观影活动。

因为自己的主持人身份，山川在其他节目中也认识了一些盲人，他们有些成为他组织的观影活动中的最早一批观众。活动一般安排在周末上午十点，一场通常会有六十至八十人不等，有些视障人士的家属也会过来，他们中很多也存在视力问题。费用比较充足的时候，山川还会给他们准备爆米花和可乐。

为了不让视障人士产生听觉疲劳，山川通常会另外找一个女性搭档，两个人穿插着进行讲解。这几年，他找的搭档几乎很少是重复的，她们不是每次都有时间，何况也没有任何劳务报酬。山川最初想过，一个季度办一场无障碍观影活动，但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目前，他讲解电影的频率是一年一场，至今已持续七年。

解说，给“对白音轨”加一条“旁白音轨”

2019年6月，一名志愿者在上海一家商业影院的无障碍电影专场上为盲人观众解说电影。视觉中国丨图

这些年，武慧敏几乎讲过各种类型的影片。对于选片，她们没有太多限制，在版权允许的范围内，一般会倾向于选择当下比较新的、口碑较好的影片。不过，有些影片并不太适合无障碍化，做起来会比较费劲，例如《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在武慧敏看来，这部影片里面蒙古语较多。普通人观影时可以直接看字幕翻译，但视障人士只能通过听讲解人的传译来理解。一般来说，讲解人主要补充描述的是场景和画面，“相当于一条旁白音轨”，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充当“对白音轨”，这样可能会让视障人士听起来感到混乱，如果不翻译，又影响他们理解剧情，他们往往也只能自我调整。

还有一些科幻类型的影片，可能会涉及一些异形的事物或空间，离现实生活比较遥远，这样视障人士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特别是对那些先天失明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对外形都没有很清晰的认知，接受起来更加不容易。

“但难归难，不建议替盲人朋友去做选择，完全把这种类型过滤掉，只能说尽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武慧敏跟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在她的经验中，唯一没办法无障碍化的，是人物对白非常密集，几乎没有空隙供他们补充讲解的影片。如果非要讲解，可能旁白声音就会盖过人物对白，“这两者往往都是信息的传递，而这种信息打架会导致最后接收信息的折扣。”武慧敏说。

对无障碍电影来说，解说脚本的撰写至关重要。“你的文字表达能到什么程度，最终决定盲人能欣赏到什么程度的电影。”如果这种表达跟视障人士接受视听作品的需求能完美契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专业性的东西。”武慧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对于不同类型的影片，脚本用的语言风格也不太一样。一些主旋律影片用词会相对严谨，文艺片可能就会表达得比较优美，“文字和电影本身气质，要有一个匹配度”，她说。而在具体的脚本撰写中，他们也会不断换位思考。

比如在描述到一个圆形的下沉广场时，他们也思考过，视障人士能理解“圆形”或“下沉”的概念吗？不过，在她们看来，盲人也有不同接收信息的渠道，不会只是通过一场电影，才能理解这些概念，因而她们也不会过多赘述，而是以电影本身的内容描述为主。

而在一些涉及具体动作招式的武打片，像《叶问》这种，也需要她们提前了解，主角的主要招式是什么，这样在讲解时会更加准确，但也要有所侧重，无需每一招式都描述得面面俱到。在碰到打斗群戏时，也要主次分明，主要交代出主角当时是否处于上风状态。

一般来说，一部电影的脚本字数多的能达到两万多字，目前市场上的商业片，也需要七千至一万字，武慧敏这样跟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为了能在现场解说时精准地卡在人物对白和音效间隙，武慧敏每次写脚本都需要对照电影画面反复修改。有时候某一幕的描述太多，挤压到对白，又得适时减少字数。她们以秒为单位来回拉进度条，一天能写二三十分钟的画面时长，就算是很快了。一部1小时45分钟的电影，她们常常得花一个星期才能写完脚本。

山川用的是现成的解说脚本，不过他总会进行二次修改。有些用词比较书面，例如“席地而坐”，他会改成“两个人面对面坐了下来”这种偏口语化的方式，这样更容易让视障人士理解，进而想象出那个画面。

有时候，对某些场景的描述需要点到为止。例如在《少年的你》中，男主角用摩托车载着女主角飞驰而过的那一幕，只需重点描述出这一画面就可以，无需再另外描述主角脸上的神情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就是要留白的”，得给视障人士留下一点想象空间，山川说，而且，电影的配乐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当时的氛围。

凌云使用的解说脚本是团队其他成员撰写或者合作公益团队提供的。在现场讲解前，他通常会仔细将电影看个四五遍，以便讲解时能精准地卡在对白间隙。解说时，他也需要时刻注意控制语速，有时候间隙比较短，他就需要讲得快一些。

在他看来，描述画面时保持客观的态度是必要的，例如可以根据画面客观描述主角穿了一件破烂的衣服躺在污水里，但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告诉观众主角是一个悲惨的人。而这一点，几乎所有参与无障碍电影解说的受访者都跟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过。

包括讲解时的语气，大多数讲述者都会用一种比较冷静平缓的语调来叙述，只是偶尔在一些特别激烈或悲伤的场面，语调可能会有所上扬或下沉。这跟影视剧角色配音很不一样。“相对来说，在背后帮助大家‘看见’这个情况就可以了，不是说要你提供情绪去做这些。”凌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看”电影能否成为他们的日常

2019年4月1日，为视障人士制作的“国内首部超感电影”《灵魂游舞者》在中国盲文图书馆首映。视觉中国丨图

做第一场无障碍电影活动后，很多视障人士告诉山川，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走进电影院。2024年有位女士，在影厅灯光亮起后，还特意摸索着走到他跟前，以九十度鞠躬向他表示感谢。

山川还曾遇到一对视障夫妻前来观影。当时是在通往影院的观光电梯上，他一进去，就看到里面站着一对夫妻，妻子正搀扶着她的丈夫，对方是全盲，手里还拄着一根盲杖。那位妻子穿着一条粉色连衣裙，看得出精心打扮过，她脸上戴着厚厚的口罩，难以遮挡被烧伤的疤痕，不过，她的眼睛是笑着的。

后面又有一位视障男性进来，问他们是否也来看电影，他们聊了起来。山川在角落默默听着，才知道那对夫妻早上七点就出门了，特意从湘潭赶到长沙来看这场电影，三个小时都在路上。

武慧敏也记得，有位四十多岁的视障男性，以前几乎不出门，后来了解到他们有无障碍观影活动，每周都准时过来“观看”，风雨无阻，目前已是第五年。为了“看”电影，他每次都得早上4点多起床，5点出门，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地铁站，大约七点到达盲文图书馆附近的地铁站，由志愿者引导着走到图书馆。之前没有志愿者时，他还会雇钟点工送他。算起来，他通常需要花两个多小时在路上，而有的电影才一个多小时。

张莹莹很理解这种不便。她是一名残障人士，目前是深圳市雨燕残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她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出行基本都要依靠轮椅。她很喜欢看电影，但每次去影院观影时都需要有家人陪同。

影院的很多无障碍设施并未完善。很多影厅没有专供轮椅人士的座位，也缺乏无障碍通道，遇到楼梯处总是家人背她上下。她周围有不少视障朋友，对他们来说，出门观影更为困难，在没有无障碍版本的情况下，也更难理解影片内容。据她了解，他们几乎不会出门看电影。

视障人群对无障碍电影的需求远远高于人们的想象。但目前，国内的无障碍电影事业尚未形成产业化，大多数还是公益性质，且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在北京，除了中国盲文图书馆的口述影像馆外，2005年，北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创办“心目影院”，定期为盲人讲电影，它也是国内第一个专为盲人讲述电影的“民间影院”；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与国内两家公司合作，发起“光明影院”公益项目，为视障人士提供无障碍版本影片，也走进盲校、社区等场所为障碍人士播放。

在上海，也有上海盲人协会等创办的“为盲人讲电影”的志愿者讲解团；2009年，上海成立全国首家无障碍电影工作室，制作无障碍电影光盘，定期组织障碍人士观影和提供借阅等活动。2012年，上海国泰电影院推出全国首家无障碍电影专场，每月定期放映一部无障碍影片，残障人士可走进影院观影。

不过，在凌云看来，目前国内对无障碍电影的解说和制作没有一个统一标准，这导致对于同一部影片，解说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解说可能还是难以让障碍群体理解。而且，现场解说的模式，“说白了也是不成规范、不成体系，无法长期持续地规模化完整复制，”他说，“大多是用自己所谓总结的经验来进行制作和传播。”更何况，公益性质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很多参与者都是志愿者，流动性较强，需要反复培训。

他理想中真正的无障碍电影，应该是出品方在影片制作阶段就配备好无障碍版本，例如已经嵌入无障碍解说字幕或者无障碍解说音轨。而在影院层面，也配备有充分的无障碍设施，这不仅仅指的是无障碍坡道、无障碍洗手间等基础设施，还应有可以接收无障碍解说音轨的耳机、可以接收无障碍字幕的眼镜等。

“从前端到后端都实现整个过程的无障碍。”他说，这样障碍人群才能够跟普通人一样，在任意时间和影院，买票去同步“观影”，而不是总滞后于院线上映、等待公益组织包场解说。同样地，在网络及电视端，也应有影片的无障碍版本可供选择。

这并非空谈。在欧美，无障碍电影起步较早，发展也相对成熟。例如，英国已有超过三百家影院配备了相关设施以提供口述影像服务；美国也至少有九个州的电影院提供此类服务，同时Netflix平台上大多数原创影片及许多其他节目与电影皆有无障碍版本可供选择。

国内也已有部分尝试。2024年7月，影片《抓娃娃》的无障碍版在北京、上海等地74家可提供无障碍观影服务的影院同步上映，影院为视障人士提供专用耳机，耳机里可同步播放解说词，视障人群只需正常购票，便可与普通观众同时“观影”。这也是影片出品方、无障碍版本制作方、影院等各方合作的结果。

而在线上，“优爱腾”等网络视听平台这几年也陆续推出“无障碍剧场”“光明影院”等板块，为障碍人群提供无障碍影视。

吴明早就关注到无障碍电影这一领域。他是一名制片人，同时担任过“冷湖科幻文学奖”的策划人。他的表妹是听障人士，因此他一直很关注残障人群。2019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影片视觉冲击强烈。他当时就在思考如何让视障群体感受到科幻故事。

那时候，“冷湖科幻文学奖”中一部叫《灵魂游舞者》的作品正好引起他的注意，书里外星文明与地球沟通的手段就是音乐，即声音，这给了他灵感。后来，吴明将这部作品制作成一部只有声音没有画面的“电影”，在二十多个城市向视障人士放映。

他关于无障碍电影的想法和凌云不谋而合。在吴明看来，从技术上制作出影片的无障碍版本并不困难，难的是提高电影出品方对无障碍电影这件事的认知。

吴明觉得，如果可以发展成一个无障碍院线项目，将无障碍电影嵌入电影生产链条，打造一个上连制片公司，下连影院的体系，将电影的无障碍版本制作任务交由生产者完成，这样，其与普通版本内容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就有了保证，不同版本电影上线的时间差也能够弥合，再辅以影院改进设施，障碍人群也就能与普通观众同步观影。

武慧敏团队也曾向有关部门提过建议，是否制片方在拿到龙标前就应配备无障碍音轨？或者影片的无障碍版本也应成为一条过审标准？但她也深知，现阶段要推进这些想法很难，“电影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行为，制作成本那么大，周期那么紧。”武慧敏说，一切还任重道远。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南方周末实习生 马一平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