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构交织：关于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自传小说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自传小说：1967年，我和我的朋友保尔·维特根斯坦（即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同时住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我接受肺病治疗，他接受精神病治疗。我们忽然同时住院，又一次濒临生命尽头，我不认为是偶然。但我也不让这一事实承载太多的宿命。我在赫尔曼病房，想到我的朋友保尔住在路德维希病房，就不感到孤独……
托马斯·伯恩哈德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他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和社会现实，揭示出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与悖谬；以同样的激情洋溢和无所顾忌去热爱又憎恨；以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化身社会和人民的牛虻。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奥地利]托马斯·伯恩哈德 著，马文韬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注重语言表现力的伯恩哈德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的副书名告诉我们，这里写的是一场友谊，是书中的“我”与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之间的友谊，而维特根斯坦就是20世纪最富有精神力量和原创性思维，无论其思想还是人格都极具魅力的那位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伯恩哈德在书中借“我”的口，称维特根斯坦是伟大的、持续不断令人激动不安的、具有颠覆性力量的思想家，感叹这样一位大哲却被其家庭称为叛逆，被社会视为疯癫，要正常地生活和科学研究只能离开奥地利。书中的“我”认为，保尔和他的叔父是同样的思想家，只不过他没有像他叔父那样将其哲学思想发表出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虽然这本书中的“我”缅怀的是朋友保尔，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欣赏和钦佩。
1982年对于伯恩哈德来说极不寻常，我们不确切知道他当时的心态，但我们知道自1970年代后半期以来，他就意识到他的疾病已发展到了最后阶段，到了1982年，他明白他在世的时日已然屈指可数，他以超常的毅力和惊人的速度在这一年里完成了三部书，记述了对他一生至关重要的三个人：大部分篇幅缅怀他外祖父的《一个孩子》，思念他最要好的朋友的《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以及可以表现他与他的命中贵人斯塔维阿尼切克夫人之间关系的《水泥地》。伯恩哈德的《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这本书，与迄今为止他的大多数散文作品截然不同的是，书中文字每每饱含情感，溢美、褒扬之辞常常见诸笔端。正如书中“我”所说：“还有那些激昂慷慨的词语，这会儿都让我强行拿了过来，平常我是从来不喜欢使用它们的，现在我觉得这样做特别受用，我一点都不想削弱它们，降低它们的程度。我让所有这些词语，像令人精神清爽的雨水一样落到我的身上。”
这本书中的“我”在他最真挚的朋友去世两年后，回顾了他与其相逢、相识以及建立起毕生友谊的过程。当然不是编年史式的平铺直叙的讲述，而是如同“我”在随意翻阅十二年来关于朋友的记载，不注重前后次序，循环往复、浮想联翩。作品的主题是对朋友的缅怀、钦佩和惋惜，是对浅薄的世俗和鄙陋的社会扼杀天才的愤怒；作为伴随这个主题的副题是对自己的观察与剖析，是对反映在自己身上的人性弱点的自嘲和反讽。好似一部乐曲，作为主旋律的是对朋友的认识和评说，它以贯穿和重复的方式，循环往复七次，延展推进，逐步发展和加深。书的开始，“我”交代如何与保尔相识，如何因其杰出的音乐修养而成为“我”的异乎寻常的朋友。然后“我”运用了长达数页的排比句，表现两人如何生病，如何病重，如何一起住到了医院的情形，讲述了两个人许多共同之处。第三次，“我”再次评价朋友：“我不期而遇有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他甚至能理解我头脑中那种最不着调的想法，我的头脑可不那么单纯，它相当复杂和放荡不羁，保尔他不但理解，而且有胆量来听取我头脑中那些古怪荒诞的想法……哪怕我有时只是如人们所说的试探性地开始一个话题，这话题也会准确无误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朝着应该发展的方向发展……这之前我从未认识过哪个人，具有更敏锐的观察才能，更深刻的思维能力。”第四次“我”将朋友保尔与其叔叔作对比评述，认为“他们两位绝对都是非同寻常的人，拥有非同寻常的大脑”，后者出版了他的大脑，而前者没有。甚至可以说，后者将其大脑所思付之于文字发表，而前者则将其大脑所思付之于实践。第五次，在讲述了朋友如何痴迷音乐和赛车后，“我”躺在病院里激动地思念他：“我忽然渴望见到这个人，见到这唯一的一位能以适合我的方式同其谈话的男性朋友，同他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无论这话题是什么性质的，哪怕是最困难的，也能谈得头头是道，谈得继往开来。已经有多久我没有进行这样的谈话了，已经有多久我缺失了倾听的能力，缺失了既阐释同时又接受的能力……现在我躺在赫尔曼病房里，才知道我缺失了什么……才知道我要想生存下去从根本上说我不能缺少什么。我有朋友，最好的朋友，但是我想，没有一位可以在创造力和想象力上，在敏锐的感觉方面与我的朋友保尔相比……”随着保尔的生命日渐垂危，“我”对朋友的思念更加强烈，第六次评价他：“没有什么问题能难住他，让他无法与你一起探讨和深入地思考，更有甚者，他经常正好在那些原本我所熟悉的领域让我觉得尴尬，原本我坚信在那里我最有发言权，结果反而是他在指导和纠正我。经常我在想，他是哲学家，而我不是，他是数学家，而我不是，他是内行，而我不是。更不要说在音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不让他立刻思如涌泉，不引起他立刻开始关于音乐的引人入胜的讨论。”当保尔行将就木时，“我”坐在公园长椅上，第七次感念他，真挚情感的宣泄达到高潮，出现了畅抒胸臆的激情华彩乐章：“是他让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是他影响了我……使我了解了很多我感到完全陌生的事物，给我指示了以前我并不知道的道路，为我打开了原本对我紧闭的大门，让我这样一个很可能在乡村纳塔尔这个地方颓废、潦倒下去的人，重新找到了自己，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我。的确，在我认识我的朋友保尔之前的许多年，如果说不是处在一种必须与意志消沉作抗争的阶段，也是陷入了一种深度的病态抑郁……我经常十分悲观，几乎想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许就是在我处于绝望的顶点时，保尔出现了……当时对我来说他全然是另外一种人，一种新人，加之他的姓又是几十年来我心中唯一充满敬佩的姓氏，所以我立即感觉到这个人是我的救星。”
作为副题的自我观察和剖析与主题交错在一起，形成了诸如“咖啡馆依赖症”“城乡之短长”“健康人与病人的较量”“受辱于文学颁奖”“丑陋、阴险的城堡剧院”和“驱车数百里找不到《新苏黎世报》”等段落，表现了在敌视创造精神的环境中，面对社会和家庭的骄横权力，天才和艺术是多么沮丧和无奈，从而有力地烘托和帮衬了主题。主题与副题，段落与段落的衔接，常常运用类似于顶真格的方式（所谓鱼咬尾），比如重叠使用“关系”一词来连接讲述保尔与其叔父的段落和“我”与保尔的段落。再有运用“呼应”的方法，比如从“我”和保尔在大自然中很快就会“精疲力竭”，到“我”和保尔到处寻找报纸折腾得“精疲力竭”，使讲述婉转递传，环环相扣，给人以情绪饱满、一气呵成的感觉。
当我们读完了这本书，掩卷回味它时，竟不十分清楚它是怎样的一本书。是小说吗？伯恩哈德的确有保尔这个朋友，他们的确同时住在医院里。“受辱于文学颁奖”“丑陋的城堡剧院”等也的确是伯恩哈德的亲身经历，书中的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是传记吗，还是回忆录？但书中的讲述是夸张的，很多细节显然是编造的，比如，现实中威廉米恩山上的医院没有以男人的名字命名。在这本书里，主人公的讲述与作者的讲述交织在一起，真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生活与艺术交织在一起。伯恩哈德曾说过，他“从未写过小说……也从未想写什么自传”，他认为，一方面，不存在完全客观的写作，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必要去杜撰，因为现实本身就够丑陋的了，只需要把它集中和凸显出来。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恰当的语言形式，即所谓曲调和节奏，于是以文字表现的乐曲便开始了，其中有潺潺溪水，也有急流瀑布，或急或缓，滔滔不绝。
因此读他的散文作品（亦称小说），的确需要像欣赏音乐作品那样，倾听每个章节、每个段落；注意主旋律和非主旋律。比如在《消除》中，我们如果仔细去品味，可以读出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玛丽雅对奥地利女作家巴赫曼诚挚的情感，对其为人由衷的赞叹。在《水泥地》中，年轻的赫尔特尔不堪习惯力量的压迫，难以忍受国家官僚机构的冷漠，摔死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给讲述者造成的震惊，让人联想到伯恩哈德得知巴赫曼在罗马突然死亡而感到的震惊。伯恩哈德独树一帜的文学个性，首先在于他形成了自己的富有音乐特色的语言，正如达梅劳指出的：“伯恩哈德在青少年时代到处找不到家的感觉，最终这种感觉在他自己的极端个性化的语言中找到了……对语言的怀疑使他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在后期作品中运用得非常娴熟。可以说伯恩哈德是20世纪最后的一位语言大师。”（选自《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代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