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卿：为什么澳大利亚常常成为反华舆论策源地？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

近日，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又抛出一份关于“一带一路”的报告，老调重弹地提起所谓“债务陷阱”，号称“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债务国”，还给中国戴上了“破坏全球减贫努力”的帽子。

在抨击中国这件事上，澳大利亚不仅是“五眼合唱团”的一员——它还是那个站在最前排、跑调最严重、尖叫最刺耳的小孩。即便是在被特朗普政府“断粮”之后，依旧有忠心耿耿者继续摇旗呐喊。这个以袋鼠和绵羊闻名的国度，已从一个务实的贸易伙伴蜕变为西方世界最响亮的“反华喇叭”，一度还让我们国内有些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啊？

是因为一边卖铁矿石一边讲“民主”让人心虚？是对大英帝国的情怀未了？还是说，答案其实更简单——不过是战略性的“听话”，靠着华盛顿的支票和意识形态的残羹冷炙维持运转？

让我们跳进这只袋鼠口袋，看看其中的妄想症、媒体煽动和“美国狗粮”，是如何让澳大利亚一叫不停的。

盎格鲁-撒克逊的焦虑症候群

澳大利亚人总是热衷于提醒你：我们是“西方”的一员——文化上是，政治上是，精神上更是，最关键的是，战略上必须是。但这种“战略身份”，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不如说是单纯跟随本能的结果。从英国到美国，澳大利亚在国际关系中最擅长的，就是在别人的地缘政治飙车之旅中坐副驾。

这种追随，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认同，更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的一员，一个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组成的秘密情报共享网络。这个联盟成立于冷战时期，其核心目标是反对“共产主义威胁”。如今，敌人换了名字，剧本却始终未变。

在臭名昭著的五眼联盟中，澳大利亚更多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

五眼联盟的存在，让澳大利亚在战略上必须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悉尼理工大学教授乔斯林·切伊坦言：“在五眼里，我们更像是执行者，而非设计者。”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每当美国对中国释放一个信号，澳大利亚总是第一个跳起来表态，甚至抢跑——哪怕代价是经济上的自残。

澳大利亚继承了对非西方大国根深蒂固的怀疑，尤其是那些被视为“挑战二战后自由秩序”的国家。中国的崛起不仅引发了西方战略层面的焦虑，更在澳大利亚、尤其是该国安全机构内部，激发出一种深层的、近乎文明冲突层面的不安。

继之而来的，就是“无能狂怒”。

ASPI：澳大利亚的反华啦啦队

讲到澳大利亚的“狂怒”，就不能不提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

这个智库几乎见到任何一个涉华事件就要上纲上线。需要一份报告说中国大学在搞间谍？ASPI搞得定。想看张图说中国的面部识别摄像头追踪到澳洲野外的鸸鹋？他们八成也在画了。从“新疆强迫劳动”到“中国在澳洲大学中的影响力”，ASPI的所谓“研究”常常缺乏方法论上的严谨性，更像是一个政策营销工具，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们被全球媒体广泛引用。

ASPI自称“独立”，但当主要金主是美国国务院、北约，以及那些听起来像漫威反派的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不知道他们要怎么保持中立？

据ASPI自己向《华尔街日报》的爆料，自2019年以来，美国政府拨款约占ASPI运作资金的10%至12%，并为约70%的涉华研究项目提供资金。在2022至2023财年，该所收到了近300万澳元（约合190万美元）的美国国务院拨款。

所以当特朗普政府突然冻结对外援助时，ASPI不得不暂时搁置相关研究项目。一家智库居然因为“金主断粮”就停摆，可见其依赖程度之深。某种意义上说，ASPI不是在研究中国，而是在演绎“谁付钱，我为谁说话”的经典剧目。

ASPI背后的部分资助者。图片来源：“灰色地带”网站

不过有时候，ASPI的演技过于拙劣，连澳大利亚媒体都难以“买单”。比如，在2020年发布的《待售的维吾尔族人》报告中，ASPI指责中国在新疆地区存在“强制劳动”的情况。然而，根据众多中外批评者的分析，该报告中的许多指控是基于对信息来源的恶意和误导性解读，甚至有学术欺诈之嫌。

再如，2019年轰动一时的“中国间谍叛逃”事件，ASPI相关人士大力推广，事后却被证实为一场闹剧，所谓“叛逃者”不仅毫无可靠背景，还涉嫌诈骗犯罪。

此外，ASPI曾多次炒作中国在澳洲大学设立的孔子学院为“间谍机构”，却从未拿出确凿证据，反而遭到澳洲高校集体反驳。

甚至连其有关中国抗疫不透明的言论，也被指是“复制粘贴”自美国政府的表态，连一点原创的“分析解读”都吝于进行。

这种“观点”和财务上的依赖，不仅限于ASPI。多家澳大利亚媒体机构和大学附属的研究中心均接受来自西方机构的资助，这些机构明确持有反华议程。这就导致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生态系统，反华叙事在此肆意蔓延，导致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的公共话语不可避免地被毒化。

舆论民意，还是制造同意？

如果ASPI是反华舆论的内容生产者，那么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就是这些内容的“放大器”。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到《澳大利亚人报》、再到《悉尼先驱晨报》，他们几乎在所有涉华议题上都保持着一致口径：夸张、煽情、并且基本不查证。

比如，前文提到的“中国间谍叛逃案”，就是这样一场集体表演。一名自称“中国特工”的男子，在毫无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就沸沸扬扬地成了澳媒头版头条的“英雄”。结果呢？故事迅速被戳穿，但没有一家媒体真正道歉，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因为在流量至上的今天，“抹黑中国”远比“查证真相”来得划算。

这种“自动播放”的报道模式，恰恰成了西方意识形态传播的最佳载体。它将复杂的地缘博弈简化为“好人VS坏人”的儿童故事，把中国的一切都置于敌意的镜头之下。这种手法，既能煽动情绪，又能刺激点击率，可谓一举多得。

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民意”早已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被精心“种植”的作物。根据罗伊研究所的“民调”，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已达到历史最高点。但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你每天看见的、听见的、读到的都是“中国威胁”，你还能有什么其他判断？

在这种人为塑造的认知环境中，“反对中国”不仅成了政治正确，也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商界、学界、政界纷纷“站队”，凡是批评中国的声音，都会受到媒体追捧；而稍微中立或友善的言论，则会被贴上“通共”、“软弱”的标签。这不是民主讨论，而是一种意见单一化的舆论独裁生态。

澳大利亚在反华信息战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代理人国家。由于缺乏直接挑战中国的实力，它转而利用自己在英语世界中的位置，试图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超出自身分量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总是在反华议程中冲在最前线，比如带头封杀华为、炒作疫情溯源等议题。通过这些动作，澳大利亚既取悦了美国盟友，又得以自诩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道德守护者——这一概念正日益沦为攻击非西方治理模式的武器。

问题是，这种高调反华的代价，是由整个澳大利亚社会来承担的。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其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澳大利亚政府仿佛被意识形态蒙住了双眼，不断“挑事”，结果招致中国反制。

葡萄酒、大麦、牛肉、煤炭——一个个出口行业遭受重创。教育和旅游也不好过，中国留学生锐减，游客转向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大学因此不得不裁员、削减预算，曾经靠中国学生撑起的高等教育产业陷入危机。在澳大利亚国内，此类言论还加剧了种族紧张关系，并给华裔澳大利亚人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

但政客们却毫不在意，继续高谈阔论所谓的“主权”“独立”“价值观”。听起来正气凛然，实则荒唐可笑。因为主权不是拿来表演的道具，价值观也不是用来交换空集装箱的筹码。

结语：谁在叫，谁在听？

从本质上说，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暴露出其深层次的不安全感。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它既渴望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价值引领者”的角色，又缺乏独立制定和执行战略的能力，于是选择了“站队”——站在美国身后，摇旗呐喊。

这种依附式、代言式的外交策略，使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日益孤立。东盟国家虽然对中国也存在担忧，但大多数选择以务实的态度推进合作，而澳大利亚却走上了一条意识形态对抗的道路。结果它在亚洲的朋友越来越少，而在华盛顿获得的掌声越来越响。

问题是，这掌声值几个钱？它能换回失去的市场吗？能修复受损的关系吗？显然不能。

澳大利亚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批评中国”，而是“是否正在被人利用来批评中国”。该国当前的对华政策既不代表民众的真实意愿，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是被少数政客、反华智库以及外部金主所操控的一套话语机器。

如果澳大利亚继续沉迷于这场反华叙事的狂欢之中，它将失去的不仅是经济红利，还有地区话语权、国际声誉，甚至社会内部的凝聚力。澳大利亚真正需要的不是重复他人的口号，而是进行独立思考：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思考与美国联盟的本质，以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承担的责任与底线。

遗憾的是，在澳大利亚真正开始这样的反思之前，它的对华立场仍将更多地反映远方“主人”的意志，而不是自身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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