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为什么这么有钱？平均每6.5个浙江人就有1个是老板

近期，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31个省份2025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有15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其中，上海、北京、浙江分列前三，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

翻看更早时候的居民收入数据，2024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7013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57万元，甩开排名其后的江苏1.16万元。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多年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其中，浙江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分别连续24年、40年领跑全国各省区。

今年3月，央行公布的2024年度全国31个省市区人均存款排行榜单显示，京沪津三个直辖市分列前三。浙江紧随其后，以16万元成为全国人均存款最高的省份。

“民富第一省”的浙江，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新华社照片，嘉兴（浙江），2024年3月29日，空中俯瞰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无人机照片）

腰部崛起

浙江人有多富裕？

从数据上看，浙江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地级市丽水，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7182元，排在全国所有城市的42位，高于郑州、西安、重庆等一众万亿城市。2024年，丽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015元，同比增长6.0%，顺利迈上5万元新台阶。今年一季度，丽水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同比增长6.2%，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5662元。

而说起浙江省最富裕的城市，很多人的回答是“杭州”。的确，这座诞生了DeepSeek、宇树科技等“科创六小龙”的明星城市，一直是浙江经济的领头羊。2024年，杭州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777元，位列浙江省第一。但在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收入最高的却分别是绍兴和嘉兴。

绍兴是近年来的“黑马”城市。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绍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排在杭州、宁波之后，短短两年时间，就先后实现对甬、杭两城的反超，并在2024年以83579元领跑全省。今年一季度，绍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713元，增长5.9%，继续独占鳌头。

分析原因，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活跃的市场经营主体是其中关键。2024年，绍兴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同比增速位列全省第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1%，居全省第二；市场经营主体突破80万户，其中海亮集团等12家企业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上榜数量居全省第三。

值得一提的是，《2024胡润财富报告》显示，绍兴资产超600万元的富裕家庭、超1000万元的高净值家庭、超1亿元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分别达到5.24万户、2.02万户和1300户，均名列全国城市前15强。这些高资产层级的家庭，无形中拉高了收入的平均值。

相比之下，嘉兴农民的高收入并不令人意外。将时间线拉长，这已是嘉兴连续第21年领跑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今年一季度，嘉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924元，同比增长4.8%。

嘉兴素有“浙北粮仓”之称。早在2004年，嘉兴就被寄予“完全有条件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典范”厚望。此后的20多年，嘉兴连续出台多轮“强村政策”，针对闲置农房、现代农业等不断改革创新，探索出一系列致富妙招。比如，在浙江首创农业经济开发区模式，通过“飞地抱团”“强村分红”等方式带动农民共富。截至2023年底，嘉兴所有行政村的年经常性收入超过160万元。

从经济总量看，绍兴和嘉兴并非浙江传统经济强市，距离头部两强杭州和宁波都有一定距离，甚至都曾因夹在大城市之间而“左右为难”。但相比经济强不强，有时候人们更关心的，其实是“钱包鼓不鼓”。从城市竞争的角度看，“民富”的绍兴和嘉兴反而蹚出了一条新路子，或将重塑区域竞争新格局。

此前公布的一份《57城生活舒适榜2024》中，前十城市中，浙江城市占据五席。其中，绍兴排名第一，温州、嘉兴、宁波、金华分列第3、6、8、9位。研究团队认为，上榜的十强城市在住房、交通、收入上达到一种相对理想状态，城市吸引力不断增强。与之相对的，绍兴、嘉兴两城常住人口持续10年实现正增长，人才招引颇有成效，城市人才吸引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而对浙江来说，这批腰部城市的崛起，又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造富密码

那么，“藏富于民”，为什么浙江走在了前面？

浙江的“法宝”，是发达的民营经济。一个显眼的细节是，在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浙商”含量颇高。据不完全统计，当天参会的有虞仁荣、王兴兴、南存辉、马云、徐冠巨、张应民等多位浙商。会上发言的6名民营企业负责人中，就有2位是浙商。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改革开放后，浙江“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区域块状经济迅速成长，催生出百花齐放的特色产业：义乌的小商品、慈溪的小家电、柯桥的轻纺……民营经济遍地开花，造富了一方百姓。截至2024年底，浙江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达1095.17万户，相当于平均每6.5个浙江人就有1个老板。

根据2023年的数据，在全国人均收入50强县中，浙江独占30席，江苏以10席排名第二，并且浙苏两省包揽前十。此外，有10个县域城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8万元大关，浙江与江苏各占五席。其中，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以93108元稳居榜首。

2024年，义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7170元，增长4.4%，距离10万元新台阶仅一步之遥。今年一季度，义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668元，同比增长5.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392元，同比增长4.9%，继续领跑全国县域城市，堪称名副其实的“民富第一县”。

另一个有意思的城市是诸暨。2023年，诸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382元，位居县域第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2684元，位居全国县域第一。2024年，诸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740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4766元，不仅农村居民收入领跑全国县域，而且城乡收入倍差仅为1.57，远低于全国平均的2.5。其中，诸暨的珍珠养殖及相关加工业功不可没，而珍珠养殖大多在农村地区，再加上袜业等特色产业，推动诸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升。

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崛起，浙江的民营经济也在提档升级。去年发布的“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106家企业上榜，连续26年“霸榜”，强势领先国内其他省份。从城市分布看，浙江11个地市均有企业上榜，实现全覆盖，其中杭州以36家入围企业，连续22年蝉联全国城市第一。

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随着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科创板开市、注册制全面推行，浙江企业上市呈现井喷态势，合计有666家公司登陆资本市场，截至2024年底，上市公司总数达到833家，超越北京跻身全国第二，仅次于广东。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浙江所有城市均有上市公司，且不少城市已实现县级行政单位上市公司全覆盖。除舟山外，其余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均在10家以上，这一均衡布局极为罕见。

这一波企业上市热潮，推动曾经的块状经济持续壮大，形成更加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网络。同时，集群模式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了市场应变能力，创造了良好的产业生态。具备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企业寻求进一步做大做强，竞相奔赴资本市场，进而推动上市公司数量持续攀升，并持续为区域发展助力。这样的正向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助推浙江的富民进程。

均衡发展

早在2003年，有研究者曾撰写过一篇名为《浙江人为什么这么有钱》的文章，其中提到，在浙江，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基本差不多，同样的物质丰富，经济活跃。在他看来，浙江农民富起来的经验，对全国广大农村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2008年起，浙江开始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涵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旨在打造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2024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1.83，成为全国城乡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

在浙江，类似的“一体化”，不只发生在城乡之间，也发生在城市之间。2008年，有学者在研究浙江经济增长时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通过利用浙江省1990—2006年经济增长数据，构造浙江省的空间位置权重矩阵，结果发现浙江绝大多数县市和相邻县市都存在双向的正向溢出效应。据他分析，正是这些溢出效应，推动浙江经济高速发展。

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加速发展，区域行政壁垒逐渐被打破，各种资源要素更频繁地流动，这样的溢出效应不断强化，越来越多城市从“左右为难”到“左右逢源”，享受到协同发展的红利，并内化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助力。

某种程度上，“均衡发展”，不仅是浙江的造富密码，也是当地的发展目标。2021年出台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而共同富裕的要义，就是要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协同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有个重大使命——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其中，一项牵引性变革就是“扩中”“提低”，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022年，浙江发布“扩中”“提低”行动方案，不仅划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底线”，还画出“橄榄型社会”的基本轮廓，同时在全省推广应用“全面覆盖+精准画像”基础数据库等。这些都为浙江推进富民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然而，即便是“民富第一省”的浙江，眼下仍有“难啃的硬骨头”。据最新消息，2024年衢江、庆元、景宁、松阳居民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浙江省居民收入低于全国水平的区县由8个减少为4个，成为继“县县破百亿”之后的一大突破，但仍有地方亟待破局。

在2025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着力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迈出新步伐被明确为今年重点工作之一，其中包括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稳步缩小收入差距等。按照计划，浙江将在2027年前力争推动所有县（市、区）居民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

在此之前，浙江还需深化共享发展理念，进一步“切好经济发展的蛋糕”。例如，深化户籍制度和土地确权、流转制度等改革，解决“同人不同身份”和“同地价格悬殊”等制度性不平等。同时，激发农民增收内生动力，探寻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新路径等。

来源：解放日报